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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见到汉娜是在法庭上。

那不是第一次对集中营罪犯的开庭审判，也不是规模很大的一次。有位教授就这次审判开了一门课，他希望借助学生们的帮助对整个审判过程进行追踪并对此加以分析。他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对纳粹历史及有关的审判程序进行研究的人士之一。我已记不得了他要考查、证明或者驳斥什么。我记得在课堂上我们就禁止追加惩罚进行过讨论。根据他们犯罪时就业已存在的刑法的有关条款来审判那些集中营看守和刽子手就足够了吗？或者视其犯罪之时人们如何理解运用这些刑法条款，并要看这些条款是否也涉及到他们？什么是法？是法律条文的规定还是在社会上真正被实施和遵守的东西？或者，法就是在正常情况下必须加以实施和遵守的东西，不管它们是否已被写进法律条文？那位教授是一位流亡国外后归来的老先生，但在德国法学界仍是一位局外人。他以他的渊博学识，但同时又保持一定距离地参加了关于一些问题的讨论，不过，那些问题都是些不能靠学问解决的问题。"仔细观察一下那些被告人，您将找不出任何一个真的认为他当时可以杀人的人。"

我们上的那门课在冬季学期开始，法庭的审判在年初，审判持续了很长时间。从星期一到星期四法庭开庭审判。教授每天都指派了一组学生做文字记录。星期五大家坐下来讨论，把一周来的审判情况清理出来。

清理！清理过去！我们参加这门课的学生把自己看做是清理的先锋。在过去的可怕历史上已经积满了一层尘埃，我们用力地把窗户打开，让最终能卷起这种尘埃的风进来。但是我们还要为人们的呼吸、人们的视觉而负责。同样，我们也不完全依赖我们的法律知识。必须要进行审判，这对我们来说是确定无疑的。到目前为止，对这个或那个集中营的看守或刽子手的审判流于肤浅，这我们来说同样是确定无疑的。那些利用看守和刽子手的人，那些没有阻止他们的人，或者至少在一九四五年该揭发检举他们而没有这样做的人现在被送上了法庭。我们在清理工作中对他们进行审判，谴责他们的可耻行为。

我们这些人的父母在第三帝国时期扮演的角色也完全不同。有些人的父亲参加了战争，其中有两位或三位是德国国防军的军官，有一位是纳粹党卫军兵器部的军官，有几位在司法、行政机构发迹升迁。我们的父母中也有教师和医生，其中一位同学的叔叔是和帝国内政部长共事的高级官员。我敢肯定，只要我们问起他们而他们又给我们答复的话，他们所要告诉我们的会是五花八门。我的父亲不想讲他自己，但是我知道，他哲学讲师的位子是因为预告要开一门关于斯宾诺莎的深而丢掉的。做为一家出版旅游图和导游手册的出版社的编辑，他带领我们全家度过了那场战争。我怎么能谴责他是可耻的呢？但是我还是这样做了。我们都谴责我们的父母是可耻的，如果可能的话，我们还起诉他们，因为一九四五年之后他们容忍了他们周围的罪犯。

参加我们这门课的学生形成了一个拥有自己的明显特征的小组。起初其他学生称我们为集中营问题研究班，不久之后我们自己也如此称呼起来。对我们的所作所为，一些人不感兴趣，更多的人感到惊讶，另一些人感到反感。现在我想，我们在了解这段可怕的历史并在试图让其他人也了解这段可怕历史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热情，的确令人反感。我们读到、听到的事实真相越可怕，控诉和清理的任务也就越明确。即使是令我们窒息的事实真相，我们也要胜利地高举着它们。瞧这！

我报名参加这个研讨班完全是出于好奇，因为这样就可以换点其他内容了，否则一味是买卖法、犯罪和参与犯罪、德国中世纪法典或古代法律哲学。我把已经养成的傲慢自大、目空一切的习惯也带到了班上。不过，在那个冬季里，我越来越不能自拔，不是不能从我们所读、所看到的事实真相中自拔，也不是不能从研究班的学生们所表现出的热情中自拔。起初，我只想分担一点同学们的科学、政治或伦理道德方面的热情，但是，这不过是自欺而已。我越来越想更多地参与，想与他们分担全部热情。其他人可能还是觉得我仍！日与他们保持着距离，认为我高傲自大。可我在那个冬季的几个月里自我感觉不错，觉得已属于那个研究班了，觉得我了解了自己、自己所做的事和与我共事的同学。

第03节

法庭的审理在另外的一个城市里进行，开车去那里需要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此前，我与那个城市从未发生什么关系。另外一位同学开车，他是在那里长大的，对那里的情况非常熟悉。

那是一个星期四。法庭的审理在星期一就开始了，前三天的审理时间都用于辩护律师为辩护人提申请。我们第四组将要经历的是法庭对被告人的直接审理、这将是法庭审理的真正开始。

我们轻松愉快，情绪高涨地沿着山路在盛开的果树下面行驶。我们的所学总算有用武之地了，我们感觉自己不仅仅是观众、听众和记录员，观审、听审和做记录是我们对清理工作所做的一份贡献。

这座法庭是一座世纪之交的建筑，但又没有当时法庭建筑所常有的富丽堂皇和睦俄昏暗。刑事陪审法庭开庭的大厅里，左边是一排大窗户，乳白色的玻璃挡住了人们从里向外张望的视线，但却挡不住从外面照射进来的光线。检察官们坐在窗前，在明媚的春天和夏日里人们只能辨认出他们的轮廓。法庭上坐着三位身着黑色长袍的法官和六位陪审员。他们坐在大厅的正面，在他们右侧的长椅上坐着被告人和辩护律师。由于人数众多，桌椅一直摆到大厅中间，摆到了观众席前。有几位被告和辩护律师背对着我们坐着，其中就有汉娜。当她被传唤，站起来走向前面时，我才认出她来。当然，我立即就听出了她的名字：汉娜·史密芝。随后我也辨认出了她的形体，她的头，她的脖颈，她的宽阔的后背和她那强健有力的手臂，令我感到陌生的是那盘起来的头发。她站在那儿，挺着胸，两腿纹丝不动，手臂松弛下垂，穿着一件蓝色的短袖上衣。我认出了她，但是，我什么感觉都没有，我什么感觉都没有。

当法官问到她是否愿意站着时，她说是；当问她是否于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在赫尔曼市附近的一个地方出生，现年四十三岁时，她说是；当问她是否在柏林的西门子公司工作过并于一九四三年秋去了党卫队时，她说是。

"您是自愿去党卫队的吗？"

"是的。"

"为什么？"

汉娜没有回答。

"尽管西门子给您提供了一个做领班的职位，您还是去了党卫队，对吗？"